摘要:本文以三言二拍中涉及梦的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占梦对小说情节结构的影响,并讨论因思成梦对小说刻画人物和叙事手法的贡献。此外,与唐人小说对类似题材的处理相比,三言二拍中记梦小说所表现的人生态度和思考具有世俗化、谐趣化的特点,对民间趣味的追求取代了讽世意味和深刻的人生慨叹。

关键词:占梦 预示 三言 二拍 形态 艺术功能

梦是古代小说的重要素材与表现方法,中国古代对于梦的观念也深刻地影响着小说创作的各个方面。具体到话本小说的代表“三言”、“二拍”来看,在涉及到梦的作品里,占梦以其对未来的预告和示警成为许多小说情节的推动力,且影响了小说的结构框架。此外,因思成梦在小说中作为描摹人物心理的手段,其交错虚实和倒换时空的功能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艺术表现。本文拟以“三言”、“二拍”中涉及梦的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梦”在小说文本中的存在形态与艺术功能。

 

一、占梦对小说情节结构的影响

占梦的传统在我国源远流长,占梦术的渊源是前兆迷信,即认为一些无法解释和控制的自然现象和生理现象是神灵的某种启示。前兆迷信通过与先民的梦魂观念结合而转化为梦兆迷信,随着要求预卜事情的增加,人们从自发地迷信梦兆到有意识寻找梦兆,原始的梦兆迷信过渡为占梦迷信[①],占梦术逐渐形成一套完备的占梦理论。在中国古代的梦观念里,梦象受天命而来,预示着人事的未来和吉凶。古代有关占梦理论的文献极多,早在《周礼 春官》就已记载了初步的占梦体系:“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曰思梦,四曰寤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各家各派关于梦的分类纷繁复杂,但预卜吉凶一类总是不可或缺。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把梦分为三类,起首就是“人有吉凶,先见于梦,此征梦也。”王符《潜夫论》把梦分为十类,其中“直梦”、“象梦”、“反梦”体现了占梦的内容,据说“观察行事,占验不虚”。佛教的《大智度论 解了诸法释论》提出梦的五种分法,其中有一种“天与梦,欲令知未来事。”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认为梦分四种,其中“气机梦”是“有祸福将至,朕兆先萌”,而“气机旁召梦”则是“吉凶未著,鬼神前知,以象显示,以言微寓”。这种具有预示未来功能的梦,是梦在古代小说里的重要存在形态。据笔者的初步统计,“三言”“二拍”中涉及梦的小说分别是47篇和30篇,其中有关占梦的篇章——如物兆、梦告、感应等——都达到了半数以上。梦的预兆作用影响到话本小说的叙事结构,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情节的衍生或推动;二、昭示轮回与神异;三、现实因果关系的解释。

首先,对故事情节的衍生和推动是占梦影响小说情节结构的主要方面,多按“困境——梦——占梦——梦验”的方式展开,由此形成了一些叙事模式。如在发迹变泰小说里,帝王之梦作为士人飞黄腾达的因由,往往是情节发展的重要转折。《赵伯升茶肆遇仁宗》(《喻世明言》第十一卷)写一个叫赵升的秀才因为写错了“唯”字的偏旁而落第,在东京滞留难归。宋仁宗夜梦金甲神人坐驾太平车,上载九轮红日,直至内廷。司天台苗太监占曰,“此九日者,乃是个旭字,或是人名,或是州郡”,“陛下要见此人,只在今日。陛下须与臣扮作白衣秀士,私行街市,方可遇之。”仁宗微服前往,与赵升相遇于茶肆,遂授其西川五十四州都制置,赵升是以发迹。《俞仲举题诗遇上皇》(《警世通言》第六卷)写俞良应举不第,流落临安,囊中匮乏,几欲求死。而做了太上皇的宋高宗梦见西湖上两条黑气冲天,圆梦先生解道:“有一贤人流落此地,游于西湖,口吐怨气冲天,故托梦于上皇。必主朝廷得一贤人,应在今日。”上皇亦微服私访,寻觅俞良,“朕今赐卿衣紫,说与皇帝,封卿大官”,俞良遂一步登天。在上述小说里,如果没有帝王的梦兆和相关的释梦行为,赵升和俞良就只能潦倒终身,占梦从根本上决定了小说情节的走向。而帝王根据梦象寻找沉沦的士子,则是人物命运转折的枢纽,带有很强的梦兆迷信和民间想像色彩。在这样的安排下,实际生活中决定人物命运的种种复杂因素被简单化和清晰化了。

在公案小说里,当命案暴露之前,或者案件难以决断,陷入绝境时,当事人往往会在梦里得到鬼神的启示[②],且多采用隐语或诗谜的方式,显得扑朔迷离。《三现身包龙图断冤》(《警世通言》第十三卷)写大孙押司被其妻与小孙押司合谋致死,亡魂多次向使女迎儿申冤,但迎儿的丈夫王兴不敢告官。包拯夜梦一联“要知三更事,掇开火下水”,遂悬赏访问联内之意,此语恰与大孙押司冤魂付与迎儿的纸书暗合,这才促使王兴说出了亡魂申冤之事,包拯由此破案。在《金令史美婢酬秀童》(《警世通言》第十五卷)中,当秀童蒙冤,案件难决时,张阴捕梦见神道告诉他丢失的银子在“厨柜顶上葫芦内”,暗示窃贼姓胡和姓卢,成为情节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同样,《许察院感梦擒僧》(《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二十一)中,王爵被杀的命案在州里审理不下,两个被怀疑对象各执一词。许察院闻报以后,认为两人都是冤枉,可能另有别情,然而要继续侦破,却没有丝毫线索。直到梦见妇人告知“无发青青,彼此来争。土上鹿走,只看夜明”,才由前两句猜到尼姑真静身上,进一步追查后,获知真凶乃无尘和尚的弟子月朗,与梦中所得的后两句相合。在这些小说里,当案件委决不下、故事无法继续进行时,梦兆便为破案提供了重要线索,使情节发展得以柳暗花明。不过,当事人在梦中获得的提示大都以隐语的方式给出,需要借助拆字、谐音、解谜才能得出事实的情形。从叙事的角度看,这样的构思增加了小说情节的曲折性和神秘性,有助于调动阅读兴趣。

值得注意的是,对上述两种类型的小说而言,“困境——梦——占梦——梦验”的叙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现实规律和小说的内在逻辑。如果剥离了梦兆迷信和寻求梦验的努力,小说的情节发展将不再具备内在的叙述逻辑。事实上,解释梦象作为这类小说的情节枢纽,导致故事内在的逻辑和联系被冲淡甚至忽略。在这个层面上,小说家以对占梦的设计代替了对现实规律的把握和表现,虽然符合梦兆迷信的传统心理和民间想像,人物塑造和情节架构却不免流于单一。

其次,占梦对小说构思的影响还体现在对轮回与神异现象的昭示。历代史传在记载帝王的身世时,往往以其母梦兆得孕的传说来增添神秘色彩,宣告其为天命所归。而佛道出于自神其教的需要,其中亦不乏占梦的内容。话本小说吸收了这些传统,在描写异人和昭示轮回时,也多借助梦兆、托梦等手段。《张道陵七试赵升》(《喻世明言》第十三卷)写张道陵之母曾梦北斗第七星坠落化人,手托仙药,其母取而吞之,从此怀孕,暗示张道陵非同凡人。接下来写他七岁解说《道德经》,十六岁博通五经,后出家为人间天师,充满神异色彩。同样,《旌阳宫铁树镇妖》(《警世通言》第四十卷)写许逊之母梦金凤衔珠,吞珠而有孕,而许逊是玉帝所差玉洞天仙临凡,以剿除孽龙。此外,《月明和尚度柳翠》(《喻世明言》第二十九卷)写柳宣教设计使玉通禅师犯了色戒,玉通遂投胎到他家报怨。柳夫人梦和尚走入卧房而怀孕生女,表明其女即玉通的转世。《明月禅师赶五戒》(《喻世明言》第三十卷)写五戒禅师破戒后转世为苏轼,降生时其母梦一瞽目和尚入房。明悟禅师转世为佛印,其母得子时亦梦罗汉抄化。《陈可常端阳仙化》(《警世通言》第七卷)写陈可常出生时,其母梦金身罗汉投怀,而可常是五百尊罗汉中常欢喜尊者转世,以完前生宿债。这些小说具有自身的叙述逻辑,梦兆及其所体现的天命观、宗教意识实为游离于情节之外的装饰性部件,重在渲染神秘和灵异的色彩,或者在叙述上有一定的预示作用,对情节发展的影响则相当轻微。

复次,有的小说把梦兆作为一种告知前程和解释因果的手段。小说情节的构建主要依照现实规律展开,梦对当事人来说,仅为提示和点化,或者是对其现实遭际中因果关系的解释,于情节走向则影响不大。《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喻世明言》第二十三卷)写张舜美与刘素香在私奔出城时走散,素香暂入大慈庵安身,拜告白衣大士。三年后舜美高中解元,会试途中被大风阻舟于镇江,恰是大慈庵的所在。是夜,素香梦见白衣大士报云:“尔夫明日来也”,舜美沿江游赏时偶到大慈庵,与素香得以重会。在这里,白衣大士的梦告只是一种附会的点缀之笔。将舜美阻挡在镇江江口的大风固然可以理解为观音显灵,但把它看作促使二人重逢的偶然机缘亦无不可。在《苏知县罗衫再合》(《警世通言》第十一卷)中,苏云赴任途中遭遇水贼,后投水得救。郑氏夫人在管家的帮助下逃脱,产下一子后被迫抛弃,恰被水贼收养。十九年后郑氏告官,其子登科及第,是审理此案的官员。此时苏云寻访家人消息,路上梦见求签,签语暗示金陵是骨肉团圆之地,于是到南京告状,后来一家团聚。虽然梦中签语提示苏云前往南京,促进了报仇与团圆的实现,但即使脱离这一设计,情节发展亦有内在的现实逻辑。因为郑氏的告官和其子的得知真相才是冤仇水落石出的关键,苏云的梦象只是加速了美满结局的到来。假设苏云并未有梦,也未到南京,其子一旦与生母相认,寻找生父和报仇便是顺理成章的安排。其实在苏云到南京之前,其子已经明白郑氏的真实身份,只是小说家有意让他们阖家重逢,才拖延了正式相认的时机,一直等到苏云告状之后。在这些小说里,梦兆与现实条件相联系,仅仅起到了提示和预告的作用,并未左右情节的发展。在占梦的导向和现实的规律之间,小说家更倾向于表现后者,梦兆则转化为装饰性情节。

有意思的是,小说家有时还会根据人物的现实行为改变梦兆的预示。如《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拍案惊奇卷之二十)的头回中,一位酒肆老板梦见五位尊神说萧状元终日在此间来往,应在隔壁处馆的萧秀才身上。后来萧秀才偶然帮人写了一封休书,店主复梦尊神言其拆散夫妇,被上天减了爵禄,不能中状元了。在这里,梦告的内容依照现实的因果报应而改变,梦成了当事人行为后果的反映,而不再是引导。

这种解释因果的梦兆也常常出现在小说结尾,作为主体情节的补叙和说明,并不影响小说自身的叙述逻辑。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中柳遇春在江上拾得装有明珠异宝的匣子,当夜梦见杜十娘告知,此为从前资助她赎身的报答。《两县令竞义婚孤女》(《醒世恒言》第一卷)里钟离公梦石璧告知上帝赐其得子和安享遐龄,作为相救月香的酬报。这类梦兆多出现在小说的主体情节发展结束之后,为独立的叙述逻辑插入果报的因素,其实可有可无。还有的小说在叙事中采取限知视角,有意留下悬念,到结尾处再用梦的形式予以解释。《满少卿饥附饱飏 焦文姬生仇死报》(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十一)写满文卿贫贱时受焦氏父女厚恩,登第后却别娶高门,十年不与焦家通半分音讯。一日焦文姬忽然带丫鬟寻来,道父亲已死,沦落无依,情愿为妾。朱氏夫人把她们安置在家中,某晚满文卿去焦文姬房中歇宿。此后的叙述完全采用朱氏的视角,次日见二人久不出来,从推门、叫门到掘开墙壁,读者和朱氏一样不知道屋里究竟是什么情形。众人进去后发现满少卿暴毙于地,朱氏怀疑焦文姬和丫鬟是鬼,但不敢确信。这时,读者依然不明白事情的原委。直到朱氏晚间梦见文姬解释自己被满少卿抛弃后抱恨而死,在冥府诉准,此番专为索命而来,读者才恍然大悟。这里的梦作为因果解释的手段,被小说家特意安排在故事结尾,前面的叙述由此避开全知的视角,一波三折,悬念陡生。在这里,梦的功用从预兆转为说明,深刻影响了小说的叙事结构。

二、 因思成梦在小说中的艺术功能

从中国古代对梦因的探讨来看,“精念存想”对于成梦具有重要意义。《周礼 春官》对梦的探讨虽出自占梦的需要,却也注意到了梦的精神心理原因[③],郑玄注“思梦”曰:“觉时思念之而梦”。王符在《潜夫论 梦列》中所说的精梦和想梦,即“精念存想”所致,“孔子日思周公之德,夜即梦之。此谓精梦也。人有思,即梦其至;有忧,即梦其事,此谓想梦也。”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提出的“意识梦”与此相类,即“有念所专注,凝神生象,是为意识所造之梦,孔子梦周公是也。”这类因思而成的梦,是梦在古代小说中的另一种重要形态。具体到“三言”、“二拍”来看,涉及思梦的作品并不具有浓厚的占梦色彩,梦兆吉凶的观念趋于淡化,倾向于表现生活的常态。与先民的梦魂观念相联系,思梦在小说中主要通过寄梦与魂游的形式展开。小说家借助其在行文过程中交错虚实、倒换时空,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艺术表现。

寄梦大都是因情成梦,在实际生活中的不能满足的愿望,通过梦境则可以跨越现实的障碍和界限。而且因为梦的非理性化倾向,当事人的想像和欲望往往容易在其间袒露。基于此,写梦成为小说家描摹人物心理的手段之一。如《西山观设箓度亡魂 开封府备馆追活命》(拍案惊奇卷之十七)中,寡妇吴氏白天在孝堂上见妙修道士丰姿出众,“转一个念头,把个脸儿红了又白,白了又红”,但苦无机会。晚上梦见与妙修偷情,醒来后“一夜睡不安稳”。《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镪》(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十四)写吴宣教见过赵县君后心魂缭乱,晚上宿在妓院,居然梦见赵县君相请,及至醒来,又把同寝的妓女认做赵县君。通过梦境以及做梦前后的细节描写,人物的心理和欲望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示。当然,话本小说由于自身的局限,难以深入表现人物心理的幽微曲折,而且对现实中的偷情描写也十分大胆,几乎是此前梦境的重现,缺少现实中情感表达的含蓄、对潜意识的压抑,以及与梦境构成的对比,故而对人物心理的探索仍然停留在较浅的意识层面,这是话本小说的普遍现象。

在先民的梦魂观念中,梦是灵魂脱离身体而进行的活动,魂离有梦,魂归梦醒,所以梦中所遇的人事即魂游的经历,可能是真实存在、或者会与现实产生交感的。“三言”、“二拍”所写到的一部分思梦,即“魂交”、“魂通”所致。情之所中,由此产生心灵感应,梦魂便能相通。《吴衙内邻舟赴约》(《醒世恒言》第二十八卷)写吴衙内与秀娥一见钟情,却碍人耳目,无法相会。秀娥夜梦吴衙内吟咏一诗,第二日吴衙内题诗相赠,诗句正如梦中所闻。当夜成就私会,吴衙内道:“我昨夜所梦,与你分毫不差……看起来,多分是宿世姻缘,故令魂梦先通。”这种二人同梦的描写,颇似《诗经》中的“甘与子同梦”,更能突出其情深一往。《金明池吴清逢爱爱》(《警世通言》第三十卷)写女鬼爱爱与吴清幽会一百二十日,吴清由此得病,后梦见爱爱以两粒玉雪丹相赠,“将一粒纳于小员外袖内,一粒纳于口中”,吴清醒来“口中觉有异香,腹里一似火团辗转”,“摸摸袖内,一粒金丹尚在,宛如梦中所见”。梦中所遇与现实交通感应,亦真亦幻,为小说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不过,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构思与前面所讨论的占梦有别。事实上,梦兆吉凶的观念在这些小说中显得相当淡化,如《吴衙内邻舟赴约》写秀娥梦见与吴衙内的私会被人撞破,司户将吴衙内撇入江中,她也随其投水,由此惊觉是梦。她醒后想道:“莫不我与吴衙内没有姻缘之分,显这等凶恶梦兆?”待回忆梦中温存,又想:“难道我梦中便这般侥幸,醒时却真个无缘不曾?”后来看到吴衙内赠诗与所梦相同,又暗道:“看来我二人合该为配,故先做这般真梦。”值得注意的是,秀娥虽然想到了梦兆之说,其对梦象的判断却经历了两次变化,小说家详细描写她的这些心理,事实上是为了表明她内心的忐忑与不确定,并非以梦兆作为对姻缘的预示,因为梦境最终转恶,而故事结局是二人鸳盟得谐。且秀娥内心的情愫与对前程的忧虑交织,其梦境由美到恶的转变亦符合现实规律与生活常态。后来二人真正约会时,吴衙内担心应梦,秀娥想到梦中被丫鬟看见鞋而导致事露,遂将鞋儿藏过。几天后私会之事被秀娥的母亲发现,是因为吴衙内的鼾声太大。不难看出,作者对小说自身的叙述逻辑的把握改变了梦验的简单倾向,此处的梦在更大程度上是小说家的艺术手法而非吉凶预兆。

当小说家对梦的设计从前程的预示、因果的说明转移到生活常态的表现时,由于构思的重点不再是寻求梦验,而是刻画做梦的情态,小说的艺术手法自然丰富起来。体现在“三言”、“二拍”涉及思梦的小说里,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注重表现梦的现实成因;二、对梦境的构思和刻画别有情致;三、限制叙事的普遍运用使情节跌宕起伏,虚实交错。

赵春儿重旺曹家庄》(《警世通言》第三十一卷)写曹可成为妓女赵春儿赎身后,渐渐坐吃山空,又连遭父亡和妻丧,家道败落。过了十五年,可成偶然碰见昔日一同坐监拨历的殷盛,殷盛此时已经选了浙江按察史经历,正待赴任。曹可成回家后闷闷不乐,当晚梦见自己在广东潮州府为官,醒来痛哭失声。显然,正是殷盛今日的富贵给曹可成带来了心理上的刺激,从前同为监生,而今一个锦衣玉食,一个枯茶淡饭,自然唤起了曹可成对飞黄腾达的渴望和对往昔作为的忏悔,故而夜有此梦。小说家突出了现实因素对成梦的作用,以当事人的实际遭遇作为梦象的铺垫,淡化了梦为神灵启迪的观念。

其次,因为小说家关注的重点由梦验转为梦的情态,势必会在梦境的构思和刻画上着力经营,显得幽微别致。《吴衙内邻舟赴约》写秀娥梦到自己听见吟诗后推开舱门,“吴衙内恰如在门首守候的一般,门启处便钻入来”,这样的情形很符合做梦的特点,因为二人分住在两条船上,秀娥又是官宦人家女儿,现实中的吴衙内不可能夤夜苦守在秀娥所居的舱门外。而梦具有超越性,吴衙内出现在开门的时刻,正满足了秀娥的内心期望。《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喻世明言》第三十五卷)头回写宇文绶在给妻子的家书中错封白纸,晚上梦见归家,见当直王吉在门前洗脚,却呼唤不应。又见妻子秉烛进房,亦叫喊不睬,“宇文绶不知身是梦里,随浑家入房去”。小说家对梦境的描写细致入微,其构思合乎日常做梦的经验,而梦中的其他人不能感知自己的行为,亦与梦为魂游的原始观念一致,但消除了其中的梦兆元素,代之以别致的艺术想像。

复次,由于做梦者往往难以察觉身在梦中,所谓“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觉而后知其梦也”,当小说家使用第三人称限制叙事,以做梦者的视角讲述梦境时,故事就会跌宕起伏,情趣顿生。“三言”、“二拍”中许多描写思梦的小说都采取了这一手法。《宿香亭张浩遇莺莺》(《警世通言》第二十九卷)写张浩反复展玩莺莺寄来的彩笺,心有所感,“伏案掩面,偷声潜泣。良久,举首起视,见日影下窗,暝色已至……遂徐步出门,路过李氏之家”。这一段叙述完全采用张浩的视角,他不知道身在梦中,读者自然也会以为这是他的现实经历。直到“失脚堕于砌下,久之方醒,开目视之,乃伏案昼寝于书窗之下,时日将晡矣”,读者才悟到他在“良久,举首起视”的时刻已然入梦。而且,从梦中的“深苑净夜”到现实中“日将晡矣”的陡然转换,打破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使情节波澜荡漾,妙趣横生。这类苦心孤诣的安排,在占梦小说里是很难看到的。因为占梦小说作者的兴趣多在释梦和寻求梦验,写梦时大都采用全知叙事,显得相对平淡。此外,限制叙事的手法也有助于气氛的渲染,在《钱舍人题诗燕子楼》(《警世通言》第十卷)中,钱希白为关盼盼作古调长篇后,“朗吟数过,忽有清风袭人,异香拂面”,接着“素屏后有步履之声”,关盼盼的鬼魂假托园吏之女与希白相见,希白“向前拽其衣裾,忽闻槛竹敲窗,惊觉,乃一枕游仙梦。伏枕于书窗之下,但见炉烟商袅,花影微欹,院宇沉沉,方当日午”。这一段不但情节跌宕,且造语典雅,奇幻瑰丽。希白醒后又作一首《蝶恋花》,“墨迹未干,忽闻窗外有人鼓掌作拍,抗声而歌,调清韵美,声入帘栊”,正是方才所作之词。希白启窗后“见其人顶翠冠珠珥,玉佩罗裙,向苍苍太湖石畔,隐珊珊翠竹丛中,绣鞋不动芳尘,琼裾风飘袅娜。希白仔细定睛看之,转柳穿花而去”。这一段写实笔墨紧承梦境出现,似梦非梦,虚实交汇。因为是限制叙事,希白虽然猜测这个女子是关盼盼,但小说家始终没有明言她的来历和去向,也没有交代她何以得知希白刚作的《蝶恋花》,作品终结于她的消失和希白的目送之间,只留下一片翠竹疏花和若有所失的怅惘,清丽深婉,余韵袅袅。

独孤生归途闹梦》(《醒世恒言》第二十五卷)的构思来自唐人小说《三梦记》,但描写更加细致宛曲。遐叔去西川拜访父亲的旧交,以求应考的资助。白氏夫人“思量要做个梦去寻访,想了三年有余,再没个真梦”,接着想亲自前往蜀中探问消息,便装扮作村姑模样,收拾启程,路上被一伙轻薄少年所逼,拥到龙华寺赏花饮酒。遐叔恰巧于此时归家,进城不及,借宿龙华寺,见娘子为这班人所劫,被迫饮酒唱曲,心中愤恨。小说家将这些事件一路写来,从容不迫,读者虽有些疑惑,但又摸不着痕迹。遐叔扔砖将恶少们惊散,走到殿上,却连铺设器具也完全消失,于是以为娘子已死,适才所见是其魂游。直到遐叔归来,才知白氏是在梦中离家被劫,遐叔以真身进入了夫人的梦境,所谓“彼梦有所往而此遇之者”[④]。小说的叙述过程真假参差,虚实融合,限制视角造成极大的悬念,充分调动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待最终知其为梦,仍为其中洋溢的奇幻情致所打动,久久沉浸在对梦境的追忆和回味中。

三、记梦小说内涵的世俗化和谐趣化

“三言”、“二拍”中还有一类以记梦为主要题材的小说,与前面的占梦、思梦不同,对梦境的记叙和描写构成了记梦小说的主体情节,小说大致按照“入梦——梦中经历——梦醒”的典型结构展开。这类作品,唐人小说有《异梦录》、《秦梦记》、《枕中记》、《南柯太守传》、《徐玄之》等,大都寄寓着深刻的人生慨叹,具有浓烈的抒情和象征意味。然而,这些文人士子的感伤和叹喟在话本小说的视野里产生了变形。“三言”、“二拍”中的记梦小说数量不多,大体保留了前代作品的叙事结构,但置换了其中人生思考的沧桑感及讽世意味,代之以世俗化、谐趣化的道德及审美追求。

分而论之,《闹阴司司马貌断狱》(《喻世明言》第三十一卷)以梦游阴司的方式在历史局面的安排上行使了因果报应的原则。《游酆都胡母迪吟诗》(《喻世明言》第三十二卷)亦在梦游阴司中亲历了善恶果报的不爽。对于汉代忠臣良将的不平,阴间的解决方式是让他们来生作三国之主,向刘邦报前世之仇。对于胡母迪对秦桧“富贵善终”“三代俱在史馆”的愤慨,冥王便让他见证秦桧在地狱遍遭苦刑。这种对历史人物的非现实设计,体现了话本小说的民间想象和道德劝惩意识。小说家以记梦为框架,载入了对复杂历史现象的世俗化解释。

再说谐趣化。“三言”、“二拍”中有少数与“黄粱梦”题材相近的作品,即在梦幻中感受到人生如梦,觉后悟道。但和唐人小说的讽世心态及人生叹喟不同,小说对谐趣的追求超过了对现实的深刻体悟与思考。唐人小说中的“黄粱梦”、“南柯梦”故事与庄子寓言对梦的描写相类,表现了人生如梦的虚无感和超然的处世态度。庄周蝴蝶梦的奇幻象征、物我难分为人生如梦的体悟提供了灵感。但在《陈希夷四辞朝命》(《喻世明言》第十四卷)头回,庄周梦蝶的内涵被谐趣化了。“只为他胸中无事,逍遥洒落,故有此梦。世上多少瞌睡汉,怎不见第二个人梦为蝴蝶?可见梦睡中也分个闲忙在。”在这里,梦蝶的“物化”宗旨被民间的诙谐想像所取代,幽微奇抉的比喻和哲思不见了,代之以读者的轻松一笑。《薛录事鱼服证仙》(《醒世恒言》第二十六卷)写薛少府在大病中梦见化身为金色鲤鱼,为渔户所获,险些成为同僚的盘中餐。小说重笔刻画变成鲤鱼的薛少府为逃离刀俎而对昔日下属叫喊、威逼和哀求,但他们都无法听见。有学者认为这里有对世态炎凉的感慨[⑤],但同僚部属不与他相认,实因不知此鱼为薛少府所变,加上异物殊途,根本听不见薛少府的呼救,并非人走茶凉,寡义薄情。他的同年邹二衙还临席叹道:“今薛公的生死,未知何如,教我们食怎下咽?”事实上,小说家着力渲染薛少府的急切与恐惧,以及与他人的音声难通,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达到一种谐趣的效果,使情节曲折摇曳。《田舍翁时时经理 牧童儿夜夜尊荣》(《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十九)写牧童寄儿白天本相,夜游华胥国,梦幻与现实形成强烈反差,梦中高官美眷,白天则牛羊丧命,及至在现实中发现金银,梦里则屡遭险境,最后悟到“世上没有十全之事,要那富贵无干”。这篇小说反复运用了“入梦——梦中经历——梦醒”的结构,梦与现实交替出现,极尽跌宕之致。二者的比照是小说家重点经营的对象,体现了谐趣化的倾向。必须承认,薛录事和寄儿的悟道与其说是出于对人生的彻悟和深刻的幻灭感,毋宁理解为这类小说末尾的固定符号。

总地来说,与唐人小说相比,“三言”、“二拍”的记梦之作在对历史和生活的表现上缺少深层的人生思考和寓言象征,其吸收了唐人小说对类似题材的处理手法和结构框架,却置换了唐人小说的深沉意蕴及讽世心态,同时在艺术上对梦的情境和意趣惨淡经营,形成了独特的民间趣味。

[①] 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第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8月第一版

[②] 万晴川《中国古代小说与方术文化》第23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③]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第2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8月第一版

[④] 白行简《三梦记》,鲁迅《唐宋传奇集》第70页,齐鲁书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⑤] 吴光正《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与母题》第15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

主要参考文献:

冯梦龙《三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

冯梦龙《二拍》,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第一版

鲁迅《唐宋传奇集》,齐鲁书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8月第一版

万晴川《中国古代小说与方术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路英《释梦考》,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

傅正谷《中国梦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

姜宗妊《谈梦——以中国古代梦观念评析唐代小说》,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

本文来源:搜狐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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