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发展,就不能不把热切的目光投射在明代。我们关注明代小说的传播现象,不能不重视“三言二拍”的传播。既往学界对于“三言二拍”的研究大多注重于作家作品的考察和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着眼于它的本事来源及其影响等,而从传播学角度对其研究则用力不多。把“三言二拍”放到中国古代文学悠久的传播历史中,从传播学的视角考查其价值,是传播学中国化的一种探索,也是论者为传统文化复兴献上的一炷心香。

一、“三言二拍”的传播审视

传播者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传播过程的存在与发展,而且决定着信息内容的质量、数量和流向。在“三言二拍”广泛传播的长廊中,主要的传播者包括作者、书商、改编者和部分读者等。其中冯梦龙和凌濛初、姑苏抱瓮老人等都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具有独特的个性品质,具备良好的智力条件(较高的修养、学识、才能)。也正是由于他们具有良好的传播者素质,具备良好的传播能力(收集信息、加工制作信息、收集处理反馈信息等),能够把有价值的信息有效地传达至接收者,并取得相应的效果。冯梦龙、凌濛初是传播通俗文学的先驱。他们更新了传播文本,用文人视角观照市民生活,通过改编和辑录赋予文本以新的传播价值,即丰富文本的内涵,使其主旨更为显豁,并且坚持“求真、求俗、关风化”的传播原则,他们是通俗文学的创作者,也是传播理论的探索者。

文学传播载体对通俗小说产生的影响:一是题目、题材,二是版本复杂。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有钱有闲固然是造就一个版本大家的必要条件,而有知有识、有志趣有经验,更是版本学家成才成名的充分条件,冯梦龙无疑是具备版本大家的条件的。冯梦龙毕其一生致力于通俗文学的编辑创作以及刊行工作。冯梦龙将其一己对社会生活的思考、探索感悟和追求,以文学之笔记载下来,并且是以将近一生的时间,在通俗文学园地中间接地表达其个人对社会的评价与认识。在这当中,有严肃的一面,亦有谐趣的一面。严肃与谐趣的双重特色,正好是通俗文学所具备的特质之一。通俗文学若无谐趣便不会得到大众的喜好;同样的,通俗文学若无严肃的一面,纯粹科插打诨,便易流于庸俗,无法彰显它在娱乐之外另一层面的价值与意义。由于他有深厚的经、史学养以及他对于稗史广为流览,加上他个性中风趣、疏狂、不为道所拘的豪气,使得他的作品通俗而不庸俗,将这两者完美地融合并且无斧凿的痕迹。凌濛初接过冯梦龙的大旗,更多地创作自己的拟话本小说。“三言二拍”卷帙浩繁,旧时一般人不易购置,明末抱瓮老人(真名不详)慧眼识珠,发掘“三言”“二拍”的无限商机,从两书中选出佳作四十篇,编成《今古奇观》。此书在民间流传甚广,有很大影响。“三言二拍”虽也曾因统治阶级的禁毁失于流传,但其中精品却藉《今古奇观》传播后世。

许是出于宣传效果、传播效果的考虑,冯梦龙以传统思想作标签,特意强调“三言”的文学感染作用、风化教育作用及其社会功能。“三言”收集、编辑故事的取舍,在“三言”序里已说得十分清楚,就是要以此达到“喻世”、“警世”、“醒世”功用,让读者感受其惩恶扬善的精神。这注定“三言”会带有道德教化的色彩,但是其中的道德伦理观念也已经带上时代的烙印,比如对于人的自然情欲的充分尊重,对背离礼教的行为则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宽容等。总之,“三言二拍”较多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感情意识和道德观念,具有市民文学色彩;表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社会风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艺术上也比宋元话本有了很大进步。

“三言二拍”有力地反映了明末封建社会地主阶级逐渐衰落和市民阶层逐渐兴起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现象。不同于正统文学的重义法、载道之说,“三言二拍”尽情地描摹人之生活常态,表现多彩的世俗人情,展现着人们的七情六欲,使读者很容易就找到了真实的自我。读者选择“三言二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三言二拍”能辐射出五花八门的人间相,尤其是“发迹变泰”题材,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体现时代的新风貌,特别是晚明社会之市民意识的反映。“三言二拍”对文言小说的改编传播也正是应平民受众的多样化需求而出现的一种传播方式。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拟话本小说通过对文言小说的改编,使得那些生动活泼的故事以通俗易懂的白话为语言媒介,走出了贵族的沙龙客厅而被传播给广大的市民受众。从传播学的角度讲,这是一大进步。如“三言二拍”对《夷坚志》的改编,论传播对象显然“三言二拍”的改编是《夷坚志》故事得以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

文化传播媒介的平民化特质使文学创作者的身份普泛化、文学传播市场化、文学接受大众化,这是文学传播的莫大机遇。古代通俗小说绝大部分由民间坊肆刊印,坊肆往往集出版、销售于一身,兼营小说租赁业务,几乎承担起了通俗小说流通的全部事宜。“三言二拍”等通俗文学读物等,从诞生之日起就俱有了浓重的、无法抹除的商业色彩、市民色彩,适应了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日用和文化消费需要,其知识作用和文化意义多在传播过程中发挥消耗,相较于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传播广泛,其在通俗文化传播方面的作用更不容忽视。现存最早的话本、讲史平话皆为瓦子所刻。明代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的兴盛,书坊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冯梦龙受书坊主之托编辑了“三言”,凌蒙初在“二拍”的序言中表示书坊主的请求无法推脱,只好编改当代故事。(注:《二刻拍案惊奇序》,《二刻拍案惊奇》,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

目录学建设对于“三言二拍”的传播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国内学者对“三言二拍”的研究,起步甚晚,起点极低,范烟桥《中国小说史》(1927年版)对其论述不足300字,云“《喻世》、《警世》,今不可见”;在1930年修订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先生也语焉不详,称“三言云者,一曰《喻世明言》、二曰《警世通言》,今皆未见,仅知其序目”。然而,仅仅隔了一年时间,即1931年,孙楷第先生发表长文《三言二拍源流考》,全文论及各种版本的三《言》二《拍》小说竟达24种之多。

传播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思想和信息的交流,“三言二拍”的传播过程,充分体现了传播者对受众的重视。“三言二拍”的读者,可以分为直接读者与间接读者两大类。直接读者通过阅读小说文本来接受小说内容,其获取文本的方式主要有购买、转借与租赁;间接读者则依靠听书、看戏等途径,间接接受小说内容。直接读者与间接读者,分别确立了明清通俗小说两种最为基本的传播方式——版籍传播与曲艺传播,并进而对“三言二拍”的文学面貌及社会地位,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三言二拍”是适应读者、观众的需求应运而生的。当时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甚至海外贸易也相当活跃,不仅华人出海经商,外商也进入中国来贸易,因此在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市民阶层扩大,不仅人数增多,而且政治经济力量也不断壮大。他们必然要求在文学中反映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愿望,而以语言通俗和情节曲折生动为特点的话本形式,最便于反映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因而受到了他们的欢迎。

“三言二拍”的国外受传者主要是一些高素质的群体,他们一方面是 “三言二拍”的受传者,另一方面又是向西方传播“三言二拍”的传播者。传教士大量译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始于18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士。 1735年,竺赫德(亦译“迪哈尔德”)主编出版了四卷本的《中华帝国全志》(亦称《中国详志》或《中国通志》),书中载有法国耶稣会士殷宏绪法译明“话本”《三言》、《二拍》中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怀私怨恨仆告主》、《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三言”于明末清初传到日本,对日本的通俗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十八世纪时,日本的冈田白驹、泽田一斋师徒二人从“三言二拍”和《西湖佳话》中选出部分作品译成日文,编成日本“三言”,即《小说精言》、《小说奇言》、《小说粹言》。由抱瓮老人选编“三言二拍”而成的《今古奇观》是第一部被介绍到欧洲的中国小说集。1893年,法国巴维尔译的《小说与故事》中,收了《灌园叟晚逢仙女》译本。当时,中国小说流行在欧洲的文坛。德国的著名诗人席勒读了《今古奇观》后惊讶不已,写信给歌德说:“对一个作家而言,……埋头于风行一时的中国小说,可以说是一种恰当的消遣了。”这些权威人士对“三言二拍”的接受与认同对“三言二拍”在国外的传播起着极大的作用。只有他们先认同“三言二拍”,他们才会将“三言二拍”向西方受众传播,而且受众在接收传播时都有自己的选择,受众一般选择那些具有权威性的信息,他们在本国的权威性使西方受众更容易接受他们所传播的“三言二拍”。

传播效果是对整个传播过程的检验和反思总结,对新的传播过程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传播对社会的影响通常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正面的或者说积极的影响一般包括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宣传功能、娱乐功能等,反面的或者说消极的影响一般包括社会问题、社会风尚、儿童问题和鉴赏力下降等。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也通常分为外部的和内部的两个方面,外部因素一般包括先验观念、团体规范、受众个人差异和社会类型,内部因素一般包括传播的信息来源、传播的媒介、传播的态度、方式、技巧以及传播的内容。论者在此仅就影响传播效果的传播来源及目录学建设研究略作分析。“三言二拍”正是通过对原文本主题内容、情节结构以及语言文辞的改编,使之更适应随着时代进步不断变化的受众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从而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如冯梦龙对宋元话本旧篇的改编,便有意识地加强了作品的“情教”功能,对被商品经济刺激起来的洪水般的人欲进行导流。例如据《错认尸》改编的《乔彦杰一妾破家》便通过增加无赖王酒酒的可耻下场,强化善恶有报的思想。最能代表冯氏为适应市民阶层的道德审美需求所作的改编是《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在文言小说《珠衫》中,对“失节”妇女有一定程度的宽容,据之改编的话本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则一反传统的道德观念在这一点上作了更为细致的强化处理,使之更具时代精神,放射出人道主义光彩。

二、“三言二拍”的传播特征

“三言二拍”作为通俗文学异军突起的里程碑式作品,在历史上曾被列为禁书并惨遭销毁的噩运,但仍能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有其独到的传播学特征。

(一)在传播目的方面,“三言二拍”的传播始于冯梦龙和凌濛初的“抒豁怀抱”和“射利糊口”。冯梦龙惨遭阉党迫害,从而发愤著书,完成了“三言”的编撰工作;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惊奇小引》更是非常明确地道出了这一事实:“丁卯之秋事,附肤落毛,失诸正鹄,迟回白门。偶戏取古今所文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聊书胸中垒块。非曰行之可远,姑以游戏为快意耳。……为书贾所贞,因以梓传请。随钞撮成编,得四十种……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意不能恝,聊复缀为四十则。”

(二)在生产方式上,作者和出版者对它们进行了认真的包装。这项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在小说的序言上以“通俗”作为卖点,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从而吸引受众的眼球和前来购买。如《古今小说》序言中,出版者就很明白地指出了此书所面对的是“里耳阶层”。同时又标持此书虽然是案头文学,但阅读所得的趣味一如“说话人当场描写”。在《警世通言》序中,编辑者也不余遗力地夸耀本书的好处,张扬它的通俗、形象和生动的特点。此外,作者还标持了小说的价值,指出其价值一点也不逊色于经书史传。“二拍”与此一脉相承,也是定位于通俗,从形式和价值两个方面进行积极的包装,并很是在张扬其所写内容“奇怪”这一卖点上下功夫。

(三)在内容方面,极力迎合市民阶层欣赏情趣。由于及时表现了新兴的市民阶层的爱情观点,“三言二拍”众多动人的爱情故事就给市民读者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诸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郎独占花魁》、《金玉权棒打薄情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描写青年男女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抨击封建婚姻缺席对青年的迫害的故事很容易就引起了读者的共鸣。

(四)在传播环境方面,立足最佳的时空结合点。在中国古代,传媒工具的进步和改善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之大,还没有超过明代的。商业的繁盛,经济的高度发展,城市的规模扩大,这些都与传播活动的强度、力度、深度、信息覆盖面等紧紧地联在一起。明代商业经济在宋元商业经济基础上有很大的继承和发展,与文学传播密切相关的图书出版业也取得了惊人发展,并出现了刊刻图书以牟利的情况,而且非常普遍和风行。譬如杭州、苏州以及福建均是当时印书业的重镇。与明代众多通俗小说一样,“三言二拍”也是由此流向全国各地的。

本文来源:价值中国网  作者:王运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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